组织设计中的主要问题之一，是决策制定过程将如何集权和如何分权。二战以后的20年里，在美国大企业公司中出现过一种分权运动，这在当时可能是一种健全的发展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，任何情况下更多的分权都是件好事。 不同的决策要由不同的组织级位来制定，而制定某类决策的最佳组织级位又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。近年来，分权化的势头在减弱，甚至存在着某种走向集权的运动。分权和部门化的作法并非总是成功的，因而人们又趋于集权化。使决策重新趋向集权化的第二个力量是计算机和自动化的引进。 　　一般人认为，分权是好事，集权是坏事，其实西蒙认为这种看法不一定正确。一个组织中集权和分权的问题不能脱离决策过程而孤立地存在，有关整个组织的决策必须是集权的。同时，由于一个组织内决策过程本身的性质，分权也是必需的。 　　由于个人理性决策的局限性，为了保证决策的尽量合理和令人满意，建立决策组织和采取分权决策是必要的。在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，决策权集中在最高决策层甚至是个人决策，是不利于正确决策的，分权决策则更好些。欧美、日本很多大企业实行的事业部制，就是这种分权趋向的产物。 　　对复杂的、具有多方面因素的问题，因个人不可能同时了解和分析其各个方面，故须把它分解为各个因素，由不同的专业部门来研究，并尽可能采取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来协助计划，分析各种参数，以便尽可能地了解各方面的因素和影响，作出较为合理的决策。 　　在谈到集权和分权问题时，西蒙特别提到了中层管理以及直线人员和参谋人员。当计算机最初用于中层管理决策时，出现过中层管理“衰亡”的某种征兆，故有人认为需要高级经理人员和基层操作人员多而中层管理人员少。但后来的事态发展却同这种认识相反，中层管理人员并没有减少。这是因为：一是自动化使得基层操作人员大大减少；二是对自动化决策和规划系统进行设计和维护的参谋性作业的增加，使得中层管理人员不能减少。而参谋单位的增长是以直线单位的减少为代价的。这种发展的最终结果一般是，随着直线组织的变小而使组织的层次减少，同时通过参谋职能的扩大而使组织扩展。这样，组织在某些方面来说比以前的结构更为复杂，跨越等级界限的各单位间的相互作用更多了。但是这种复杂性是可以容许的。这里所言的在管理和组织结构方面的变化已不仅是一种推测，而开始有某种“案例研究”和一些系统调查来支持这种预言。 　　关于直线人员同参谋人员的关系问题，西蒙认为也应从决策过程的观点来看，但他不同意“只有直线指挥人员才有权作出决策”这一观点。为了解决直线指挥人员同参谋人员的矛盾，西蒙提出两条建议：第一，“狭义的统一指挥”，即一个人可从几个上级接受命令，但当这些命令发生冲突时，他只能服从其中一个上级的命令；第二，“权力的分工”，即每一单位在某一特定的领域内具有全权，在这个领域内它发出的命令是必须服从的。这两条可以分开单独使用或合并作用。但西蒙的这两条建议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，被人认为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破坏了“统一指挥”原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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